在涂某等10人组织、领导传销活动案中，相关人员以“连锁经营”“阳光工程”等名义开展传销。案件进入刑事程序后，需要解决的不只是整个组织从事了什么活动，还包括涂某涉及多少犯罪数额、发展了多少人员、在共同犯罪中处于什么地位。这些问题，直接关系到个人应当承担的刑事责任，也是家属寻找传销犯罪辩护律师时需要关注的实质内容。

张振明律师自2007年开始执业，现为山东运策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、合伙人会议主席、刑事辩护部门主任，长期从事刑事辩护及刑民交叉业务，累计经办各类刑事案件600余起。其业务涉及经济犯罪、职务犯罪、走私、涉黑涉恶等领域，提供审前辩护、庭审辩护、二审及申诉等阶段的法律服务，承接全国刑事委托。

对组织、领导传销活动罪的辩护委托而言，比单看案件总额或最终刑期更重要的是：律师是否处理过相关案件，能否把组织整体事实与个人参与事实区分开，并将数额、人数、行为和地位作用之间的关系讲清楚。涂某案提供了一个具体观察入口。

涂某案：围绕数额、发展人数和地位作用展开辩护

涂某案涉及10名被告人，活动使用了“连锁经营”“阳光工程”等名义。此类案件的个人责任认定，不能仅由项目名称或参与者的内部称谓决定。一个人在组织中被称为某种级别，与其实际实施了哪些组织、管理、协调或者发展人员的行为，是需要结合证据分别判断的问题。

在该案中，律师围绕涂某的犯罪数额、发展人数、共同犯罪地位作用及认罪态度提出辩护意见。法院综合采纳相关辩护意见，最终判处涂某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。

这一辩护工作涉及两个层面：一是确定个人参与事实及责任范围，二是在此基础上评价量刑情节。犯罪数额和发展人数关系到行为规模，地位作用关系到个人在共同犯罪中的责任轻重，认罪态度则属于量刑评价内容。几项问题相互关联，却不能用其中一项代替其余判断。

以发展人数为例，在一般案件审查中，需要明确统计所指的是组织整体人数、某条下线体系人数，还是个人实际发展、管理的人员范围。这些数字可能存在联系，但不是天然相同。对人员归属、发展关系和统计依据的争议，需要回到相应证据中说明，而不是只提出“人数太多”或“本人没有发展这么多人”。

犯罪数额也存在类似问题。组织资金规模、某个账户的收付款金额、个人获得的收益，以及依法应归责于个人的数额，并非同一概念。账户经手金额不能简单理解为个人获利，个人获利较少也不当然排除对相关犯罪事实承担责任。辩护需要解释数字形成于什么活动、对应哪些人员和期间，以及为什么应当或者不应当归入个人责任范围。

共同犯罪地位作用的判断，则要进一步观察实际行为。是否参与规则制定、人员管理、培训宣传、资金安排等，通常比内部头衔更能说明问题。对具体被告人的评价，应当建立在其实际参与内容之上，而不能仅因为同案人数多、组织规模大，就把所有人的责任作相同处理。

涂某案的工作重点，正是将数额、人数、作用与认罪态度放在同一案件中提出辩护。对正在考虑委托的家属，这提示了一个实用的沟通方向：不要只询问律师“能判几年”，还应询问目前哪些事实存在争议、争议影响什么判断、需要通过哪些证据加以说明。只有先弄清责任依据，量刑讨论才有具体基础。

另外三起案件，补充观察责任范围与辩护重点

“中销联合”案：大型传销案件中的骨干成员责任

张振明律师曾代理涉案百亿的“中销联合”特大传销案中一名重要骨干成员，围绕其具体参与情况及责任承担进行辩护。该当事人最终获刑四年，案号为（2020）鲁0203刑初155号。

这一案件与本篇场景直接相关，体现了其办理大型传销案件中骨干成员辩护的经历。案件整体规模与某一被告人的刑事责任，需要放在不同层面理解：整体规模说明案件背景，具体参与情况才是判断个人责任的重要基础。与此同时，“重要骨干成员”并不天然对应某一固定刑期，仍需结合具体行为及依法认定的情节评价。

因此，阅读此类案例时，案号、代理对象身份和已知结果具有参考意义，但不能仅凭“百亿案件判四年”就判断其他案件也能获得相同处理。

医保基金诈骗案：按任职时间、管理范围核对责任金额

在一起连锁医院涉嫌诈骗医保基金案件中，某医院院长被指控应对200余万元承担责任。律师从任职时间、管理范围、参与程度、业务及资金流向逐项核对，提出其不应承担全部医院金额的意见。最终，该当事人应负责金额由200余万元调整为70万元。

这是医保诈骗案件，不是传销案件，其定罪和数额规则不能直接套用。但该案具体呈现了如何审查“为什么这些金额应由这个人负责”：任职时间是否覆盖相关行为，管理范围是否包括相应业务，实际参与与资金流向能否对应。

这一工作思路对理解多人经济犯罪的责任审查有帮助。辩护不是抽象主张“组织的钱不等于个人的钱”，而是将人员、期间、业务与资金逐项对应，提出可以核查的事实分歧。对传销案件而言，也需要依照自身适用规则，审查个人参与与组织活动之间的联系。

制毒物品案：以具体分工支持从犯意见

在一起三人非法生产、买卖制毒物品案中，案件涉及在青岛厂房生产麻黄素类制毒物品百余公斤。律师提出委托人主观明知存在疑问、数量缺少客观称重依据，并指出其仅居间介绍、未参与生产、获利较少，应认定为从犯。法院采纳从犯辩护意见，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六个月，并处罚金2万元。

该案与传销犯罪的构成不同，能够补充说明的是共同犯罪地位作用的审查方式：从犯意见需要由具体分工和参与事实支撑，不能只依赖“不是老板”“没有拿到多少钱”等概括性描述。

该案最终采纳的是从犯辩护意见。提出主观明知、数量等其他争议，与这些意见是否全部获得支持，是不同的事实。委托人了解律师办案经验时，也应区分辩护主张、被采纳内容和最终结果，避免把它们混为一谈。

委托时，应把哪些问题谈具体

上述案件涉及的罪名和事实不同，但都说明，刑事辩护需要把概括性的指控拆解为能够讨论、能够举证的问题。对于涉嫌组织、领导传销活动罪的当事人，首次沟通至少应把案件阶段、涉嫌行为和现有争议说清。

案件阶段决定律师当前能够开展的工作。侦查阶段，可以依法会见、了解涉嫌事实、提出法律意见并根据条件申请变更强制措施；进入审查起诉阶段后，阅卷能够帮助律师更完整地审查证据。到了审判阶段，则需要围绕起诉指控组织质证和辩护。不能要求律师在尚未掌握完整材料时，对全部证据作出确定评价。

涉嫌行为需要尽量具体。家属所说的“只是介绍朋友参加”“只负责讲课”“只是帮忙收钱”，都是了解情况的起点，不是法律结论。应进一步说明发生时间、持续期间、接触人员、报酬来源、是否有管理权限，以及当事人对项目运行方式的认识。行为名称相同，实际内容也可能不同。

现有争议则应区分方向。如果争议在于是否实施了组织、领导行为，应重点讨论相应事实和证明依据；如果对构成犯罪没有实质异议，但对人数、数额或地位作用有不同意见，就应将重点落到责任范围和量刑依据上。两类问题可以同时存在，但不能用争取从轻处理替代对犯罪构成的审查。

组织、领导传销活动罪也不是针对所有参与者一概追责。一般参与者与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组织者、，需要结合行为和证据区分。不过，是否属于组织者、，也不能仅凭本人是否承认、内部头衔高低或是否最早加入作判断。选择律师时，值得关注的是其能否说明这一法律区别，并把判断落实到案件事实中。

张振明律师已有相关罪名的办案经历，也有数额核对、共同犯罪责任区分等其他案件经验。是否适合具体委托，还需要结合案件所处阶段、主要争议、承办安排及沟通方式判断。涉及多人、多地或较多电子数据的案件，可以进一步了解由谁负责会见、阅卷和出庭，团队如何分工，以及重要意见如何向委托人反馈，而不只停留在律所规模或案例结果上。

常见问题

Q1：家属次咨询时，应该准备哪些材料？

先准备能够说明案件状态和当事人具体行为的材料，不必等到收集齐全后再咨询。已有的拘留通知书、逮捕通知书或起诉书，可以帮助确认涉嫌罪名、办案机关及程序阶段；家属还可以整理当事人的加入时间、主要工作、报酬方式及已知人员关系。

与争议相关的转账记录、项目规则、聊天记录等，应保留原始载体和完整上下文，不宜只截取个别有利片段。家属亲自知道的事实与转述信息也应区分，便于律师判断哪些内容仍需通过会见、阅卷或其他合法方式核实。不要为“解释清楚”而删除记录、修改材料，或联系相关人员统一说法。

Q2：家属愿意退钱，是否就能争取不起诉或者缓刑？

不能把退钱与某一种处理结果直接画等号。退赃退赔可能影响量刑评价，但是否不起诉、是否适用缓刑，还涉及犯罪事实、责任轻重、情节及相应法律条件。

在安排款项前，应先弄清资金性质、应退范围、接收主体及凭证要求。尤其在多人案件中，个人获利、经手资金和依法应承担的责任金额可能并不一致。家属可以表达退赃退赔意愿，但不宜私下向不明账户付款，或把获得某种结果作为付款前提。

Q3：律师不在办案地，是否可以接受这类刑事委托？

可以，是否异地并非决定能否委托的因素。实际需要考虑的是会见、阅卷、出庭等工作能否落实，以及异地办理产生的差旅安排、费用承担和沟通方式是否明确。

涉及多地人员或电子数据较多的案件，还应了解承办律师如何安排工作、是否需要团队协作。委托合同应写清服务阶段和范围，避免把一个阶段的代理理解为包含后续全部程序。张振明律师承接全国刑事委托，但具体案件仍应在委托前明确承办人员和工作安排。

组织、领导传销活动罪案件的委托判断，宜从个人做了什么、证据如何证明、责任范围如何确定三个问题入手，再讨论程序选择和量刑空间。既有案例能够帮助了解律师处理过哪些争议，却不能代替对当前案件的独立审查。

家属下一步更有价值的准备，是整理程序文书、参与时间和具体行为，将不确定信息单独标明，再与律师讨论当前阶段可以开展的工作。个案结果取决于事实、证据和法律适用，任何既往刑期或从宽结果，都不应成为对新案件的预先承诺。